京杭大运河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它与万里长城一样，被誉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
说到枣庄运河，就应该从赋予枣庄段运河生命和力量的京杭运河说起。追溯京杭运河的作用和贡献，就应该从探寻大运河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起程。
春秋时期，周敬王三十四年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了从江都(今扬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沟。从那时起，在漫长的2400多年里，我国人民一代接一代，以其勤劳、智慧和卓越的创造力，由短到长，由局部到整体，不断地开凿整修，持续了一千多年的时间，直至元世祖至元三十年 (1293年)，终于完成了一条由杭州直达北京纵贯南北的人工大运河。
大运河全长1782公里，跨越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比举世闻名的、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长21倍，比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长10倍，大运河比这两条运河的开凿时间要早两千多年。至于中国大运河历经两千多年所积淀的历史文化底蕴之丰厚，更是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望尘莫及的。
早期运河的开凿
春秋战国时期，鉴于水道交通受自然水系的制约，人们开始设法开凿运河，沟通本来不太联贯的水道，使舟楫得以直接往返。但直到隋朝以前，这些运河的规模都不大，且时兴时废，没有形成一个水运系统，这个阶段的运河我们称为早期运河。
春秋战国时期，吴在江淮太湖地区，楚在汉水和云梦诸湖泊间，魏在黄河以南的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北)，齐在山东淄、济等地，都开凿了河渠以通水道。其中最著名的是邗沟和鸿沟。秦统一的时间虽然十分短暂，它所开凿的灵渠虽然只是出于战争的需要，但是在中国水路交通史上却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西汉时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为大规模开挖运河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西汉都城地理位置偏于西部，每年要从关东地区调运大批粮食，于是“漕运”作为一种新的运输手段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东汉国力不如西汉强盛，其开挖运河的规模也远不如西汉那样大。大体说来，两汉特别是西汉皇朝，在兴修水利方面采取交通与灌溉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修整旧的河渠和利用天然的江河水道，另一方面则大力开凿运河水渠，使之“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便利的交通，建立在灌溉农业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为国家的统一及中央集权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条件。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分裂时期，各割据政权之间的争雄战争和互为壁垒的生存方式，导致社会经济的残破和水陆交通的阻隔，因而这一时期运河的发展从秦汉以来的兴盛期进入了缓慢期：秦汉时期的主干航道在这时被分割截断，控制在不同的割据者手中。大多数割据政权为了军事和政治的目的，也在不同程度上对自己辖区内的河道进行疏浚、整治和开挖。但往往以割据政权的都城为中心，形成了区域性的水运路线。东汉末列三国时，曹魏以许昌、邺城、洛阳等城市为中心，修挖过白沟、睢阳、利漕、成国等运渠。孙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除利用长江、太湖等水利外，也开凿过破冈渎，整修过江南运河、胥溪水道过江到巢肥运道等；蜀汉则利用长江干支流并大力维修成都平原的郫江和流江水网等。东晋与南北朝时，南方政权都建康，江南水运大致按孙吴时规模发展；北魏都洛阳，向东、北两面运输，大致也因袭曹魏布局。
隋唐时期的运河
公元581年，隋朝立国。589年，隋灭陈，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全国重归统一。随着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和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开凿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隋代大运河的开凿是我国航运事业的转折点。但是，隋朝享国日浅，它并未有享受到大运河所带来的利益，真正获得好处的则是唐、宋各朝。正如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说：“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这条运河对唐朝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的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都起了促进作用。晚唐诗人皮日休在诗中写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代开凿的运河，西自京师大兴城，经东都洛阳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四五千里，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把中原同江南、河北和关中地区联结起来，并把长安、洛阳、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宋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在一起，初步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水运大动脉，它不仅加强了隋皇朝对南方地区政治、军事控制，便利了江南财物向洛阳、长安的转输，而且加强了我国南方和北方的经济、文化联系，对此后的历史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宋元时期运河扩展与南北大贯通
自唐五代十国时期以后，伴随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东渐与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开通疏浚连接南北方重要交通运输干线的大运河，已经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共有的认识和奉行的基本国策。
北宋皇朝都开封，即十分重视开发运河交通与运输，通过先后整治开凿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以及江淮运河、江南运河、两浙运河等重要运河水道，把江浙、两淮、荆湖等南方地区与河北、京东、京西以及京畿等北方地区连接起来。到南宋时期都杭州，南宋政权亦大力疏浚江南河道供其所需。金元两朝都北京，因其经济、政治与军事诸方面的需要，更进一步开凿打通河北、山东段运河水道以通江淮地区。尤其是元代开凿会通河、济州河等水道，遂使大运河直接贯通南北，使前代呈多枝型分布的运河至此转变为单线型运河，从而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域更加直接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中国运河变迁史上自隋唐以后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其规模。
这一时期，不仅在解决运河水源、河堤保护、河道开凿、利用各种闸堰以控制调节运河水量等关键技术上有重大创新突破，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水运专家，而且还完善了各级职责分明的运河管理机构，制订了较为严密可行的规章制度以确保运河的航运通畅，极大地发挥了运河在漕运等各方面的功能。在中国运河开发史上，到宋元时期大运河始真正发挥其伟大作用。
明代的运河
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为了实现南粮北运，明王朝在元代京杭运河的基础上，着重对运河某些重要运段进行了多次整治改造，并围绕运河建立了一套机构管理制度，至此，沟通南北地区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始贯通定型。
京杭大运河作为一项浩大的人工水运工程，以及由此建立的管理与漕运制度，伴随有明整整一代，对维护与稳定明王朝的统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由此也构成了明代运河文化的一个主要内容。
明代，京杭运河通称漕河，在长达三千多里的运道中，有的是利用天然河泊，有的则为人工开凿。运道既不相同，各段名称亦各相异。大体而言，从通州至天津一段利用潮白河道，又称白漕；从天津至临清利用卫河，又称卫漕；临清至济宁以南，为元代开凿的会通河，有闸漕之称；徐州至淮安为原泅水运道，后为黄河所夺，故有河漕之称；从淮安至扬州，多为湖泊运道，故称湖漕；而长江以南运道通称浙漕。其中，白漕、卫漕利用天然河道，问题较少，浙漕地处江南，河网密布，运道畅达，亦费工无多。惟闸漕、河漕与湖漕三段，所处黄泛之区，由黄河泛滥所造成的影响和带来的问题也最大最多，是明代治理改造的重点所在。
徐淮运道原是黄河夺淮人海前的泗水河道，黄河夺泗、淮后，徐州以南运道遂为险要地段。该运道的险要之处在二洪：一日徐州洪，一日吕梁洪。徐州洪，在城东南2里，河道巨石遍布长达百步，故又名百步洪。吕梁洪在城东南50余里，分上下二洪，绵延7里，洪中大石森立，较徐洪尤险。徐、吕二洪历代都有所修治，主要是凿礁石、浚水道、修月河、置堰闸，但迫于当时技术条件，不能根治，航行艰险始终未有较大改观。永乐十二年(1414)，陈碹治理淮南运道，曾组织人力凿徐、吕二洪行漕，更于洪口建闸以保漕运，宣德七年(1432)，又于吕梁洪旧河西岸凿渠，深2尺，宽5尺，夏秋有水，可以行船，并在渠上建石闸二座，按时启闭，便利往来。经这次治理，徐、吕二洪航行条件得到大大改善。
在明代后期，为了避开黄河运道，先后开凿了南阳新河与泇运河，由于此时已是明代后期，国力已衰，明皇朝内外交困，以致前后共费时六十余年才实行对京杭运河部分运道的改造，而自邳州直河口以南至淮安清河一段仍借用黄河运道，因此在明代对京杭运河始终没有完成避开黄河作运道的改造。这段未完成的运道改造，直到清代康熙时才由靳辅开凿中河后得以实现。
清代运河的治理
清朝定都北京后，为实现南粮北运，继续启用了纵贯南北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它担负着每年数百万石糟粮运输任务，是清皇朝的一条名副其实的生命线。因而，备受统治者重视，不惜耗费巨资全力经营。无论是从运河管理机构、水源、线路、治河工程，还是从漕运体制的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在明朝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发展，使大运河和漕运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清朝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国力日益衰微，黄河决溢频繁，运河逐渐失修，河道淤塞严重。直至咸丰朝黄河北徙，漕粮改行海运，大运河终于全线断航，失去了昔日的繁荣景象。
光绪十二年(1886年)，黄河在郑州决口，山东黄水断流，漕船不断南下，后来将临口积淤疏挑，空船始得由黄人运。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十三年(1907年)，虽将南、北运河分段修浚，然而北运河仅挑东昌(今山东聊城)至临清一段九十余里，东昌以南到黄河北岸百余里依然淤塞不通，无法恢复通航。清政府最后只得放弃修复运河计划，宣布各省漕粮全改折色，并陆续裁撤河运、漕运管理机构。中国二千多年的大运河历史，由初创到鼎盛，由盛而衰，由衰而完全失修，终于全线断航。
民国时期运河的变迁
民国时期是中国运河的衰落时期。由于漕运的停止，近代海运和铁路运输业等的兴起，运河在交通运输上的地位下降。加上政治黑暗，军阀连年混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等的干扰和破坏，这个时期中国基本上没有新运河的开凿，原有的运河长期失修，京杭运河的部分河段断航，丧失了沟通南北的功能。
然而，由于中国的天然河流均系东西走向，再加上内河航运运量大、成本低等情况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运河在中国南北交通中的地位不可能被其他交通方式所取代，人民要求恢复运河完整功能的呼声越来越高，历届民国中央政府及有关地方政府曾对运河进行过规模不等的整治。江南运河、浙东运河仍然航运畅通，里运河、中运河、鲁运河南段、南运河及苏北的一些小运河也继续保持着一定的通航功能。
既然运河还保持着相当的通航功能，那么它对经济的发展就不能不继续发挥着促进作用。民国时期，保持航运畅通的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沿线仍是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已经断航的鲁运河北段沿线城市聊城，也还是周围数县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运河沿线的不少城市在政治上仍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运河沿线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重要地区。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不少重要战役都曾在运河沿线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国家将京杭大运河列为重点发展的内河航运主干线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运河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88年完成了苏北运河徐州至扬州段404公里的扩建工程，达到通航2000吨级船舶的标准。1995年，京杭运河又被列为国家内河航运两横一纵两网的发展规划，1997年底，江苏省境内208公里(即苏南运河)的建设任务顺利完成。2000年，山东济宁至台儿庄段168公里三级标准航道完成建设。长江以南镇江至杭州330公里按500吨标准航道、浙江段122公里航道扩建工程也在“十五”期间完成建设。
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逐步实施，大运河又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建设和发展机遇，历经战火、主宰皇权沉浮、领略千年风花雪月、承载沿运劳动人民美好梦想的大运河再次矗立社会经济发展的潮头，继续领跑时尚、指点未来、铸造辉煌。
早期枣庄段运河的开凿
早期枣庄段运河的开凿主要是指泇河（现韩庄运河只是当时泇河的上游部分）的开凿。明永乐以后，停罢海运，全赖河运。明迁都北京后，实行南粮北运。为了保证漕粮及时安全北运，明王朝特别注重京杭大运河这根政治、经济生命线的安危。但黄河下游多次决口冲毁运道，严重影响了漕运的安全，而且决口多集中于济宁、泗水运道，明王朝将开凿一条新的河道、使京杭大运河避开黄河的侵袭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先后开凿了南阳新河、泇河。今天的枣庄段运河主要河道韩庄运河便是当年开凿的泇河上游段发展并形成的。因此，泇河开凿的历史背景、泇河的开凿和治理理当成为研究枣庄段运河形成与变迁的首要问题。
开凿泇河的历史背景
明代前期的治黄保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黄河泛滥对山东一段运河的侵害，但由于实行北堤南分，而对黄河的下游却任其泛滥不治，以致在明代后期黄河害运集中于徐州上下运段，迫使明朝廷重点对济宁以南的运道进行了改造与治理。
原济宁至徐州一段运道，走南阳、谷亭，循南阳湖和昭阳湖的西岸，过沛县至留城南下至徐州入黄河。而南阳和昭阳两湖的地势为东高西低，运道所经之地正是湖西黄泛严重地区。每次黄河决口，沛县以北一片汪洋，运堤冲毁，漕运阻塞。嘉靖五、六两年(1526年、1527年)，黄河于曹(县)单(县)决口，徐州以北运道淤塞，为了避开黄河对运道的威胁，兵部尚书李承勋等人曾提出在昭阳湖东岸开凿新河，可避开黄泛对运道的危害。嘉靖七年(1528年)，总河盛应期提出废旧改新的具体建议：“昭阳河东，自北进汪家口，南出留城口，约长一百四十余里，可改运河。北引运河之水，东引山下之泉，内设蓄水闸，旁设通水门及减水坝，以时节缩，较之挑浚旧河劳逸远甚，且可为永久之利”。同时着手进行施工。工程过半，因矛盾重重，而被迫停工。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黄河大决沛县，漫昭阳湖，由沙河至徐吕梁洪一带运道淤塞百余里，工部尚书朱衡重提开凿新河之议，认为盛应期当年选定的新河路线，“多旧堤高阜，黄水难侵，浚而通之，运道必利”，是可行方案。于是朱衡寻盛应期所开故道，打通南阳至留城一段新河。是役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正月至九月，共用时8个月。隆庆元年(1567年)又开凿4条支河，并疏浚了留城至境山一段的旧运淤塞，至此，全工程始告完工。所开新河自南阳至留城共140里，于上建闸8个、减水闸凹、坝12个。新河西距旧河30里，自南阳与旧河分道，沿昭阳湖东岸经夏镇至留城人旧运道，从而避开了湖西沮洳之区，运道始告平安。
南阳新河的开凿，使得南阳至留城一段的运道条件得到改善，但留城以南运道仍受黄河泛滥和泥沙淤积的威胁。隆庆三年(1569年)，河决邳州，茶城段淤塞，两千余只漕船滞留邳州无法启行。两年后，黄河再决邳州，冲毁运堤，漕运损失惨重。于是河总翁大立提出开凿泇河以避洪水，此议得到工部尚书朱衡的支持。但通过实地查勘，以工程巨大，耗费甚巨而作罢。泇河的开凿虽然没有及时进行，但开凿泇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行性得到了明朝廷的认同，开凿泇河也由当务之急变成必然之举。
另外，《明经世文编》引《周司农集》周之龙对开泇河以避黄通运进行了详细论述，他指出：“至泇之役，亦自不可废者，按泇河自邳州抵夏镇，凡二百三十里，中有微湖，北接汶泗诸水，南达沂沭诸河而诸泉夹注，原（源）远流长，实为徐邳桗钥，且岸高土坚，又能束其流，无令滋漫。诚引泉水以达吕湖，引湖水以入泇河，由宿迁出口与淮流接，可避黄涛之险，似于天造地设，当与故道并存。隆庆中，朱公衡建议请共廷臣熟计，嗣经言官屡疏下部覆得报可。会舒公应龙创开韩庄渠，分泄湖流，继以刘公东星督率诸臣，并力疏辟，业有成河矣，连年粮艘鳞次，多由往来，安可诧泇无救於运？只缘河身所挑尚狭而浅，中有微山，攻凿未竟，正宜乘此未竟，弹力挑通。又开黄泥湾支渠，节缩湖流，筑塞旧漕，使水专一而不分。建竖坝闸，使水储蓄而不泄。倘不必借资黄水，而运道亦有备乎？顷者在延诸臣，多韪其议，而或以为不可。盖诚见水衡日虚，河势孔亟，未免顾此失彼。且虑沙砾巨石，湖底版石，人力难施，是或一道。不知开韩庄山礓，不过数十里，凿梁城山渠，不过十数里，费金钱不过十数万。惮此数十里开凿之艰，而日与数千里黄河为难。惜此十数万之费，而岁置十百万于洪涛漭浪中。试一度之，难易自见。况设问必须用石开凿，亦非虚糜。俟工有次第，或移利国驿于新开闸口。设司道官以综理沿河，乘时酌宜，经制备用泇之役，毋亦运道便计乎！人有难于湖不可堤者，不知湖滨生地可循也。人有难于石不可泓者，不知泄水故渠可因也。人有难于水不易储者，不知节宣数闸可恃也。旧称六难，此捕风蹑影之难，非实见得难也。惟泇一成，漕向滕峄郯沭而背徐邳桃宿，向者日渐纷华，则辗然喜，背者日渐寥落，则穆然嗟。以故勘泇者，非溺于桑梓之其利，即移于编列之共灾，未臻厥成，惧者众矣。窃尝度之，胪为三策，有全弃黄河而创为新漕者，上也，浚泇河是也。有半藉黄河而规复旧漕者，中也，闸正河是也。有从黄河之决而权为目前之漕者，下也，开徐之城南泄水支河是也。舍此三者，引河挽河无策矣。”周氏此言道出了明末治河与治运者的共识，故不久就被实践所肯定。
泇河的开凿与治理
泇河发源鲁南山区，源头分东、西两支，汇合后至泇口与薛、彭南流之水合流下注沂水，至邳州人黄河，中经夏镇微山湖、邳州蛤湖、连汪诸湖至邳州直河口，全长260余里，可避开邳州以上300余里的黄河运道及徐州二洪之险，且比黄河近70余里。应当说，开凿泇河以代替徐邳黄河运道是一条比较理想的运道规划。但终因工程浩大艰巨，而屡议屡罢。万历三年(1575年)，河总傅希挚复请开泇河，据《明神宗实录》载，当时傅提出在泇河一线，“河渠湖塘十居八九，源头活水，脉络贯通，此天之所以资漕也……若拚十年治河之费以成加河……黄河无虑壅决矣，茶城无虑填淤矣，二洪无虑艰险矣，运艘无虑漂损矣……今日不赀之费，他日所有省尚有余抵也”。可惜傅希挚的意见仍未被采纳。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大水，济宁至徐州一带泛滥成灾，运堤溃决近二百里，洪水壅滞于微山湖一带不得泄。二十二年(1594年)，河总舒应龙于微山湖东韩家庄挑挖河渠40里，以通彭河水道人泇河以泄昭阳、微山诸湖积水，这就是韩庄新河，后即为泇运河的上游段。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黄河于单县黄崮决口南徙，徐州以下运道几乎断流，航运中断。二十八年(1600年)，河总刘东星受命开通泇河，他循舒应龙韩庄故道，凿良城、侯迁、台庄至万庄河道，工程完成十之三，刘即病故，事遂寝。三十二年(1604年)，李化龙任河总后，继续舒、刘两前任未完工程，完成由夏镇的李家口至邳州的直河口泇运全程。其后，河总曹时聘又对泇运道复加拓展，建坝修堤，置邮设兵，此项拖延了近三十年的浩大工程才得以最后完成。开凿泇运河当年即见效果，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粮船过泇运者已达三分之二，而借黄河旧道者仅三分之一。三十三年(1605年)过泇运的粮船已达到7700余艘。从此粮船避开了徐州至邳州一段的黄河运道，大大缓解了因黄河泛滥而造成的对漕运危害。
《峄县志》（康熙癸丑年）是这样记载开凿泇河的：“泇以邑东、西两泇水得名。西泇自抱犊山东南疏与东泇合，南合武河人泗，渭之泇口，淮泗舟楫通焉。峄之南有中心沟，复受众水下流，东会丞水入泇。隆庆丁卯、庚午间①，徐、邳淤。御史大夫翁大立屡疏，请开泇河，自马家桥，经利国监人泇口，出邳州，以避秦沟、徐吕之险。科臣骆遵言，河出马家桥、葛墟岭，高出河底十丈余；侯家湾、梁城多伏石；周柳诸湖达直河口，须筑堤水中，功费无算。议遂寝。万历癸巳②，雨潦大作，河决汶上，灌徐邳，溃漕堤口二百里。总河舒应龙求通泄之途，于微湖东得韩家庄，其地在性义岭南，不经葛墟岭，而可引湖水，由彭河注之洳。乃疏请开支渠四十余里，凡阅五月，工成，犹未能通漕也。自黄崮口决，镇口淤。数年间专用力于分黄道(导)淮，及接引黄流，出小浮桥口口。而开挑未久，淤塞随之。已亥③秋，御史大夫刘东星来治河，属夏镇分司梅守相议，举韩庄未竟河工，浅者深之，狭者广之，并凿侯家湾、梁城通泇口，使可行舟，以水溢暂撤。辛丑④囚春，上疏请竟河工，得报可。于是，不问浅狭难易，一切修捡，建立巨梁桥石闸一，德胜、万年、万家庄各草闸一。是年，漕艘由泇河行者十之三矣。癸卯⑤，霖雨水涨，河决黄庄，人昭阳湖，穿李家口逆行，从镇口出。御史大夫李化龙定计开泇，乃议弃王市以下三十里之泇河，迁徒⑥王市取直，连纪家集，南当河深处，以避凿郗山以周柳诸湖百里之险。通计挑河、建闸坝，凡工费二十万八千一百有奇。乃上疏言，今之称治河难者，谓河由宿迁入运，则徐、邳涸而无以载舟，是以无水难也。河由丰、沛人运，则漕堤坏而无以维纤，是以有水难也。泇河开，则运不借河，有水、无水第任之耳。疏瀹⑦漕决排，皆无庸也。善一。又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二洪自险，镇口自淤，不相关也。善二。借运河则河为政，河为政，则河得以困我；不借河则我为政，我为政，则我得以熟察机宜而治之，其利害较然睹矣。善三。粮艘过洪，每为河涨所阻，运人洳，而安流无恙，过洪之禁可弛，参罚之累可免。善四。廷议韪之遂改排直河之支渠，修砌王市之石坝，平治大泛口之湍溜，涝溶彭家口之浅河，以及建闸、设坝，次第毕举，而运实赖之矣。顾粮艘既尽趋洳，徐、邳人情不便，使客亦苦邮传之遥，怨咨流传，谓黄不可废。于是总河既请专用泇以通运，兼用黄以回空。言泇渠历春夏伏秋，多沙淤，当如南旺例，以寒冱⑧暂塞，一大修治，计以每年三月初开洳坝，九月初则塞之；九月初开吕坝，次年二月终则塞之。通计开洳二百六十里，内分邳属一百里隶中运；而夏镇所隶，自李家港口，东至黄林庄，共一百六十里；峄境运道，起朱姬庄，厘黄林庄九十八里，属峄县管河县丞。而总辖以兖州之湘河通判。”
①隆庆，明穆宗朱载后年号。丁卯隆庆元年，1567年；庚午隆庆四年，1670年。
②万历癸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③已亥，万历二十六年，1599年。
④辛丑，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
⑤癸卯，万历三十年，1603年。
⑥迁徒，应为“迁徙”。
⑦疏瀹(yue月)，疏导。
⑧寒冱(hu户)，冻结。
在明代后期，为了避开黄河运道，先后开凿了南阳新河与泇运河，由于此时已是明代后期，国力已衰，明皇朝内外交困，以致前后共费时六十余年才实行对京杭运河部分运道的改造，而自邳州直河口以南至淮安清河一段仍借用黄河运道，因此在明代对京杭运河始终没有完成避开黄河作运道的改造。这段未完成的运道改造，直到清代康熙时才由靳辅开凿中河后得以实现。
清王朝建立后仍沿用明代所开航道。为了治理河道淤塞，清政府先后在枣庄段运河航道设立30多处浅铺，派驻浅夫。其任务是“挑浅淤，防堤岸，拔草打坝，对河道一年一小浚，两年一大浚。”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重修丁庙、顿庄、台儿庄等闸。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重修德胜庄闸。清雍正二年（1734年），于德胜庄、巨梁桥两闸之间又增建六里石闸一座。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疏浚台儿庄以上至韩庄运道，“水深八尺为度，并修纤道。”同时，“浚德胜、六里石、张庄、万年、丁庙、顿庄、侯迁、台儿庄八闸越河。” 乾隆二十年（1764年），“建湖口新闸，修万年金门闸。”次年，又浚台儿庄至靳口闸段河道淤浅。乾隆四十八年（1779年）冬，“挑台儿庄以上八闸运河。” 乾隆五十二年（1783年）冬，修建台儿庄左岸上下被水石堤，长达3华里，并建水门10余处，工程相当浩大。同时，整修韩庄、德胜庄、丁庙、顿庄、侯迁等闸。翌年，又清挖河道淤浅，并于德胜庄二湾筑束草坝。清嘉靖元年（1796年）正月，“挑大泛口运河。” 清嘉靖六年（1801年）春，“挑韩庄以下八闸运河。”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北徙，在张秋镇切断运道夺大清河入海。
韩庄运河的治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断加大京杭运河枣庄段（包括伊家河和韩庄运河）治理力度，运河枣庄段逐步发展成为“北煤南运”、“北材南运”的黄金水道。
民国时期韩庄运河的治理
辛亥革命后，政府每年都要从劳动人民手里征集大量的治河捐税，但真正用于治河的很少。加之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政府很难投入精力和财力整治运河。民国时期，自黄河南岸至安山间的一小段，因受黄河影响严重，河道完全淤塞，不能通航。自安山至袁口镇的一小段，因有汶水的挹注和东平湖的接济，还可以通行5000公斤以下木船。由袁口镇经南旺至柳林闸的一段，因处鲁运河“水脊”，地势过高，河道干涸，不能通航。从柳林闸至夏镇的一段，因有独山、南阳诸湖水的补充，尚能维持航运，水大时可通行5000公斤—10000公斤的木船，水小时还能通行小木船，但行进艰难。从夏镇至台儿庄的一小段，也因水涸而致航行中断。
河道淤塞不仅使航运功用几乎丧失，而且导致该段运河泄洪能力下降，经常出现溃堤险情。民国9年(1920)夏秋，台儿庄地区霪雨连绵45天，运河漫水13次，造成粮田绝产，房屋倒塌，人畜死伤无算。民国24年7月上旬，黄河在山东鄄城董庄决口，黄水南泻，洙水、赵王河、鲁运河南段及南阳诸湖悉为黄水所夺，溃决泛滥，噩耗迭传。7月24日，济宁以南辛店运河东堤决口6处，西堤和南堤亦相继决口，黄水向南漫流到泗河东北的五家湾，向北逼近津浦铁路。济宁至邹县、嘉祥、金乡等汽车路附近水深6尺—9尺。运堤决口处，黄水迳夺沿岸各村庄，漕井桥、安居镇、史家海等处，房舍秋禾尽被漂没，平地水深6尺—7尺，自永通闸至新挑河间沿路石碑无不被淹漫碑顶。不仅当年秋禾荡然无存，至翌春各村农民仍无法下地耕种，以致全年颗粒未收。运河南岸大水波及到城郊土圩内外，部分地区一片汪洋，城关居民为防患于未然，被迫将东西两城门土屯多日。运河以西的第三、四区和第八区亦陷于一片汪洋之中。据当时调查统计，济宁全县受灾面积达600平方公里，淹没耕地80.8万余亩，受灾人口约50万人，淹没村庄500余个，淹死人100余名，淹死牲畜2000余头，倒塌房屋约两万间，财产损失估计达500万元。7月27日，东平县境的安山运堤溃决3处，附近村庄，悉被淹没。黄水泛滥使台儿庄一片汪洋，四门可以靠船，小船可以穿街越巷，房屋大批倒塌，秋收颗粒未获，积水两年方才消退，灾民纷纷背井离乡，靠行乞度日。据民国《济宁县志》所述，鲁运河南段自清末失治至20世纪30年代前期，“汶泗泛滥于其间，东平、济宁、鱼台数郡三四百里，岁浸民田不下七千万亩”。民国36年(1947)夏，鲁南连降大雨，汶泗两河并涨，鲁运河南段和南阳诸湖不能容纳洪水，加以苏北大雨，中运河水位过高，鲁运河水受其顶抑，不能下泄，致使洪水自鲁运河南段和南阳诸湖外溢，沿线数县受灾。其中“济宁受灾土地80多万亩，济(宁)鱼(台)公路上可以行船，重灾面积约四十万亩，秋禾全毁，低处房屋大半倒塌”。
1914年，在济宁成立了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曾对运河实行过勘查测绘，山东省建设厅运河工程局于1931年拟定整理运河工程计划，把整理韩庄至台儿庄运道以备排洪列为第一期工程，但并未实施。1947年，山东南运河工程开工。1月16日，山东省在徐州成立南运河复堤工程处；3月9日，在台儿庄设计第一工务段；3月18日，台儿庄至韩庄段开工，至次年1月5日竣工，台儿庄运河两岸复堤各31公里，完成土方约27万立方米。这时期，运河继续危害两岸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运河从微山湖至龙口，河槽大部分淤平，两岸堤形不显，旱季河内基本无水；每逢汛期，西来之水顺支流倒灌，沿河低洼地区，则汪洋一片。旧社会留给新中国的大运河，已是一条破垮失修、灾患频仍的人间“害河”。
建国后韩庄运河的整治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变运河水害为水利，中国共产党领导运河两岸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治河。从建国初到1957年，对枣庄段运河进行了勘测规划，并进行了初步治理。1958年至2000年，枣庄段运河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治理，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58年至1962年为第一阶段，治理标准是大沙河入口以上按平槽泄量600立方米/秒，以下按700立方米/秒开挖河槽和全线退堤；1963年至1965年为第二阶段，根据1962年10月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编制的扩大治理，包括伊家河在内按1000立方米/秒泄量施工(指微山湖水位33.5米时，下同)；1972年以后为第三阶段，按泄量2500立方米/秒扩大运河。
1958年春至1962年共进行了7期工程，一、二期工程主要是扩大峄城大沙河以下至省界一段，第三期为全线复堤工程，第四期至第七期为韩庄闸上下4公里引河开挖工程，1961年建成17孔韩庄节制闸。
1963年至1965年，济宁地区先后调集民工28.8万人，每年两期施工，同时运北各支流相应治理，并建成王庄、台儿庄变电所2处、电力排灌站11处、涵洞11座。
1972年后施工的第三阶段，包括1995年以后运河的扩大治理工程及台儿庄节制闸、台儿庄大桥、运南8站等工程。经交通部批准，决定利用伊家河渠化通航，建设三级船闸和两级节制闸，以代替韩庄运河。
1991年至1995年“八五”期间，国家再次安排实施了韩庄运河扩大治理工程和航运工程，进一步扩挖了河槽，培修加固了河堤，建成了启闭技术先进的台儿庄二级船闸。韩庄运河已完成河道疏浚工程，达到三级航道标准，当微山湖水位达到33.5米时，湖口泄洪能力达到1900立方米/秒。为达到泄洪2500立方米/秒的标准，已对韩庄闸以上湖口狭窄处进行了扩大治理。
1996年至2000年，为彻底改善枣庄段运河的通航条件，国家计委批准了京杭运河续建工程济宁至台儿庄段可行性研究报告，韩庄运河再次得到大规模的综合治理。续建工程枣庄段主要包括万年闸枢纽、航道开挖、港口建设及其它附属工程。万年闸枢纽包括国家二级标准船闸1座，二级标准公路桥1座，泄流1700秒立米节制闸1座；万年闸枢纽工程总投资1．9亿元，1996年4月18日开工，1999年12月20日全面竣工。从此实现了台儿庄船闸和万年闸以及节制闸的自动化管理，船闸年通过能力达到2100万吨。
韩庄运河经过建国后50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整治，旧貌变新颜。建国前长期失之治理、残破不堪、洪涝灾害频繁的古运河道，如今已被初步整治建设成一条具有防洪除涝、引水灌溉、输水送水、水路运输和旅游观光等多种功能的新型河道，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为造福鲁南人民和促进枣庄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姊妹河——伊家河
韩庄运河的姊妹河——伊家河曾在枣庄段运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它由一个微山湖的溢洪道逐步进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具有防洪、通航、灌溉等综合功能的河道，又在21世纪到来之时随着京杭运河续建工程的全线贯通而退出历史舞台，其间无不折射出封建王朝的穷途没落、新中国党和政府的英明决策和沿运人民的运河情结。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散发着时代的气息，浓缩时代的精华，当然有理由为一个时代的风云划上圆满的句号。
伊家河的由来
伊家河，又名伊河，原为微山湖高水位时的溢洪道，兼排南岸山洪。它西起微山湖东畔新河头村，北与运河相邻，是韩庄运河的姊妹河。两河是东、西平行走向，相隔仅几百米至数里，向东流经台儿庄区的武宅子、耿山子、南巨桥、傅庄、河上庄等村庄，在运河街道办事处陈庄村西人运河。全长37公里，台儿庄区境内33公里，流域面积208.19平方公里。
伊家河开挖前，由于黄河反复决口，水入微山湖，满而东溢，而运河排泄不下，加之运河南山区洪水挟大量泥沙，经龙河、引龙河、于沟河流入运河，除造成沿运积水成灾外，也加剧了运河的淤塞，甚至断航。据《峄县志》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荆山桥淤塞，湖水泛滥。至二十二年，奉旨新开伊河，以泄洪水。上起微湖，下至……黄林庄人运。计长12463丈，口宽8丈，底宽4丈，深一丈二、三、四尺不等。”该河竣工后，不仅能和运河同泄微山湖之水，使运南山区洪水汇集伊河而东流，且减轻了运河的淤塞和伊、运河沿岸土地之内涝。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始，至咸丰二年(1852年)，清政府曾多次对伊家河疏浚治理，但由于当时措施不力，各级官吏互相推诿，争相侵吞治河钱粮而收效甚微。至解放前夕，伊家河已多处淤平，沿岸土地积水严重，“经年不涸”。
伊家河的疏浚治理
解放后，为彻底治理伊家河，本着以泄洪为主，结合排涝并达通航之目的，自1956年至2000年40多年来，各级政府对伊家河进行了多期治理。
1956年10月至1957年12月，济宁专署先后组织峄县、金乡、微山、嘉祥4县民工11万人，分3期对伊家河进行治理，达到的泄洪标准是当微山湖水位33.5米时，泄洪量为200立米米/秒。施工中对原河道加深加宽，并进行了多处裁弯取直，两岸堤防加高3米。对引龙河、龙河支流同时进行了治理。治理后的伊家河大堤防洪标准达到20年一遇，防洪流量达到520立方米/秒，除涝标准达到5年一遇。
1966年以来，通过国家拨款与地方自筹，先后在伊家河两岸建成武宅子、半楼、小北庄、下孙庄、河上庄、陈庄、巨梁桥、老宅子等14座电力排灌站，同时建成排水涵洞16座。在南部山区，封山造林、育林4万余亩，56座山头实现绿化，拦沟筑坝几十处，在支流引龙河、龙河上建起多处迷宫堰、人字闸等拦蓄工程。这些工程既能在汛期防洪排涝，又能在旱时灌溉农田，使伊家河两岸数十万亩农田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展现出一幅“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新画面。
为了解决韩庄至台儿庄的通航问题，自1970年起，国家投资先后在伊家河上建起了刘庄节制闸和刘庄船闸、台儿庄节制闸和台儿庄船闸，1972年5月恢复了韩庄至台儿庄的通航。沿岸建起李庄、刘庄、花山子等多处码头和装卸点，方便了货物的水路运输。货船满载枣庄、济宁的煤炭、水泥、石膏沿运河南下。
伊家河的开挖，形成了伊家河与韩庄运河之间的夹河套。夹河套南北宽数里，东西长近20公里。在夹河套里座落着30余个村庄，住着近3万农民。这里200多年来南北是河，无桥可通，进出河套均需小木船摆渡，交通十分不便。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1971年建刘庄节制闸时“以闸建桥”，可通汽车，是伊家河上第一座大桥。之后，又建成德胜庄、刘庄(206国道)、曹楼三座标准较高的交通桥。同时，运河上先后建成了万年闸大桥和顿庄大桥。这些大桥的建成，不仅满足了206国道南北主干交通的需要，而且方便了夹河套里农民的生产、生活和交通，使过去闭塞的夹河套变成了道路畅通、农业丰收、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治运风云人物
从探索开凿枣庄段运河的重要意义到力排众议进谏朝廷实施这一重要工程，从困难重重到屡屡不懈地坚持开凿枣庄段运河，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治运人物。他们或许是位高权重的朝廷要员，他们或许是显赫一时的权贵，他们或许是具体工程的实施者，但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将枣庄段运河的开凿当作他们一生的追求，有的甚至不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是他们孜孜不倦的付出和努力，才使这段让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运河至今横亘在枣庄广袤的热土上，哺育和滋润着运河儿女，繁荣和发展着运河经济和文化。
工部尚书朱衡
朱衡(1501—1574年)，字士南，万安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四十四年以工部尚书总理河漕，与潘季驯共事。当时水大不易施工，他采用邹县知县章时鸾建议，续凿盛应期所开新河，以避黄河之害，且运道较径捷。隆庆四年九月，河决邳州，自睢宁至宿迁淤百八十里。总河侍郎翁大立请开泇河以避黄水，未决而罢。明年四月，河复决邳州，命给事中雒遵勘验。工部尚书朱衡请以开泇口河之说下诸臣熟计。帝即命遵会勘。遵言：“泇口河取道虽捷，施工实难。葛墟岭高出河底六丈馀，开凿仅至二丈，硼石中水泉涌出。侯家湾、良城虽有河形，水中多伏石，难凿，纵凿之，湍激不可漕。且蛤鳗、周柳诸湖，筑堤水中，功费无算。微山、赤山、吕孟等湖虽可筑堤，然须凿葛墟岭以泄正派，开地浜沟以散馀波，乃可施工。”请罢其议。诏尚书朱衡会总河都御史万恭等覆勘。衡奏有三难，大略如遵指。且言漕河已通，徐、邳间堤高水深，不烦别建置。乃罢。
工部侍郎盛应期
盛应期，字思征，吴江人。弘治六年进士，授都水主事，辖济宁诸闸，累迁工部侍郎。嘉靖六年(1527年)，黄河决沛县，淤运道。工部尚书胡世宁等建议，运河之塞是因为黄河，使运道不经黄河，则易防淤积。可于昭阳湖东岸滕、沛、鱼台、邹县界选择土坚无石之地另开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取其土厚筑西岸，为湖的东堤，防黄水漫入、山水漫出。隔昭阳湖在外，为黄流散漫地。盛应期用其建议，役丁夫98000人开渠自南阳经三河口，过夏村至留域共140里。历时四月，督工严急。后流言免职，并停开渠。后此以言改河为禁区。整个嘉靖时期，黄河共6次决口，冲坏运河。最后，终于接做盛氏未完成的工程，开南阳新河行运。
大明总河翁大立
翁大立，隆庆三年（1569年），出任总河的翁大立说：“新河之成胜于旧河者，其利有五：地形稍仰，黄水难冲，一也；津泉安流，无事堤防，二也；旧河陡峻，今皆无之，三也；泉地既虚，黍稷可艺，四也；舟楫利涉，不烦牵挽，五也。因为新运河好处很大，当隆庆三年七月黄河再决沛县，“茶城淤阻，粮艘二千余皆阻邳州时”，翁大立又提出开泇河避开徐州上下黄河之险的新建议。翁大立提出开泇河的建议路线是自夏镇南马家桥东过微山湖，逾葛墟岭而南经侯家湾、梁城至泇口镇，又涉周柳、哈鳗诸湖达邳州直河口交江黄河，全长260里，可避开330里的黄河运道，且比走黄河缩短70余里距离。但这条通道工程浩大艰巨，微山诸湖中不宜作堤，梁城、侯家湾、葛墟岭一带连绵几十里的坚石硬地难以开凿，所以开挖泇河的建议屡遭反对。致使“黄落漕通”这一建议未付诸实施。
山东巡抚傅希挚
傅希挚，衡水人。累官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隆庆末，户部以饷乏议裁山东、河南民兵，希挚争之而止。改总理河道。以茶城淤塞，开梁山以下宁洋山，出右洪口。万历五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已迁户部右侍郎，坐陇右矿贼未靖，论罢。起总督漕运，历南京户、兵二部尚书。召理戎政，以老被劾。加太子少保致仕。隆庆四年，翁大立总理河道的时候，就提议开泇河，他主张上通微山、赤山等湖，中贯东、西泇河，下合沂水，过宿迁骆马湖，再人黄河。在隆庆万历年间，称为新水道，其实就是现在韩庄、宿迁间的运河水道。这一个计划《明史》称为“引泗合沂”，当然不是专指泇河本身。大立底计划没有实现，希挚重行提出。万历三年二月，希挚疏称：“治河当视其大势，虑患务求其永图。顷见徐、邳一带河身垫淤，壅决变徙之患，不在今秋则在来岁，……臣日夜忧惧，悉心讲求。禹之治水，顺水之性耳；今以资河为漕，故强水之性以从吾，虽神禹亦难底绩。惟开创泇河，置黄河于度外，庶为永图耳。”他提出工程计划，最后说，“若拚十年治河之费，以成泇河，泇河既成，黄河无虑溃决矣，茶城无虑填淤矣，二洪无虑艰险矣，运艘无虑漂损矣，洋山之支河可无开，境山之闸座可无建，徐口之洪夫可尽省，马家桥之堤工可中辍，今日不赀之费，他日所有省，尚有余抵也。故臣以为开泇河便。”奏疏上去以后，发户、工二部看议，工科都给事中侯于赵请求召集廷臣会议。居正认定会议只是虚文，一面奏派于赵和希挚会勘，一面再给希挚去信：开河之策，议在必行，但以事体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费度七、八百万乃足者，岂其然乎！故请差科臣会勘，徒以息呶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诸臣，亦知其便利，独以艰大之任，惮于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责，更复何疑，愿坚持初意，勿夺群言。其中事体，亦须详慎，期在万全无害可也。（书牍七《答河道总督王敬所》。按王敬所三字误题）于、赵勘后，认定要开泇河，势必经过良城，良城伏石实勘五百五十丈，开凿之力，难以逆料。户部又谓“正河有目前之患，而泇河非数年不成，故治河为急，开泇为缓。”居正准备承肩“艰大之任”，但是户、工二部都不赞同，希挚底态度，又不坚决，事情只得搁下。万历三年六月，奉旨：侯于赵等所奏，与傅希挚原议，大不相同。傅希挚久历河道，他当初若无的见，岂敢谩兴此役，此必该道等官，畏工久羁官，故难其说，阴肆阻挠。勘官据其所言，谩尔回奏，其言先开良城伏石，徐议兴工，都是搪塞了事之语，深负委托。今人平日都会说利道害，沽名任事，及至着落他实干，便百计推诿，只图优游无事，捱日待时，讵肯视国如家，忠谋远虑者？似这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济事？且泇口之议，止欲通漕，非欲弃河而不理，今他每既说治河即可以兼漕，便着他一意治河，别工不必再议。万历三年开泇河的计划失败了。
总河侍郎李化龙
李化龙(1554—1624年)，字于田，长垣人，有说是峄县人，存有争议。万历二年进士。三十一年以工部右侍郎督理河道。官至少保、兵部尚书，赠太师，谥襄敏。作为唯一一个枣庄段运河土生土长的治运人物，或许是处于对家乡特殊的感情，他将大量心血用于枣庄段运河的建设，对枣庄段运河的开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有理由让我们今天大书特书。枣庄市市中区政协的李其鏖先生对这位枣庄段运河的治运风云人物作过系统的调查和考研，他在《抗倭良将，治河能臣--明代峄县籍昭勇将军、总河侍郎李化龙轶事》一文中写道：
“‘峄地滨邹鲁，居民好尚文学，耻言武事，每县府岁试，往往应考者不足额，则取营兵益之。以故，上下数百年以材武掇科名者不过数人而已，其有以行武起家为将帅者，事迹亦多泯沕，不为世所称道。’这是清光绪三十年《峄县志》中的一段记述，是说古峄县向来尚文轻武，即使少有的雄才大略堪称将帅者，其事迹也多被历史烟云所淹没，‘不为世所称道。’明代峄县籍昭勇将军、总河侍郎李化龙就是其中的一位。
据《明史》、《峄县志》等资料记载：李化龙字雷门，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出生于山东峄县，祖籍甘肃陇西，为汉代名将李广的后裔。《人民日报》1992年8月27日第四版有《李氏根基在陇西》一文，其中说到：“经有关专家多年考证和掌握的大量历史资料证实，李氏根基就在陇西。目前，甘肃省委、省政府办公厅正式批准在陇西修复李氏‘陇西堂’。
“……(陇西堂)建于唐中叶，殿堂林立，巍峨宏大，后遭兵燹所毁，今存殿堂一座……‘李家龙宫’就在该县(陇西县)李氏聚居的南安乡一心村。”
“台北出版的《李氏源流》一书称：‘凡吾国各地所有李姓无不冠“陇西堂”三字，足证李氏家族肇始于陇西，殆无疑义”。
据有关史料记载，陇西李氏始祖名崇，字伯佑，因仕秦陇西(治甘肃临洮)太守，遂成陇西望族。李崇六世孙即汉朝名将李广。李广箭能穿石，先后与匈奴七十余战，被匈奴称为‘飞将军’，闻而避之。李广死后，其孙李忠始迁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南)。李忠二十世裔孙李钦之，南北朝时(450年)事齐高帝，因军功拜殿中将军，补薛令，自顿上丘薛，定居石门村。钦之子安民，因勇武拜建威将军，迁左卫殿中将军，封康乐候，邑千户。李化龙为李钦之四十四世孙，即汉李广的六十六世孙也。
李化龙本是军户之子，其父李孔彰系明代武贡生，明嘉靖八年因其族弟李孔曦来峄知县事，遂以附属家于峄焉。李家家底殷实，化龙的父叔又极富才华，因此李化龙从小即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父叔一方面向他灌输儒学，用传统的孔孟之道营造他的心灵，一方面亲自向他传授武艺，教他骑马射箭，练习枪刀棍棒。因此，当李化龙成人之时，不仅是一个饱读圣贤之书的俊才，更是一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因之，《峄县志》上说他文武全才，‘慷慨多大节，弱冠为诸生，有声’。
……
万历三十年(1602)秋，李化龙上疏丁父忧兼侍奉老母，乞归故里，‘意犹不复出，有终焉之意’。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军旋日适河决漕壅，工部都水分司某荐化龙董修筑之役’。刚刚返乡不久的李化龙，复被工部尚书姚继可奏准为工部侍郎代总理河道，主持疏浚鲁南运河事。
临危授命的李化龙被工部举荐为工部侍郎代理河道总督，就近署理河道疏浚事务。李化龙居家年余，对河患情形了如指掌，上任伊始慨然上疏，陈述治河之策。其疏曰：
今之称治河难者，谓河由宿迁入运，则徐、邳涸而无以载舟，是以无水难也；河由丰、沛入运，则漕堤坏而无以维纤，是以有水难也。泇河开，而运不借河，有水无水第任之耳，疏论决排，皆无庸矣，善一。又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二洪自险，镇口自淤，不相关也，善二。运借河则河为政，河为政则河反以困我；运不借河则我为政，我为政则我反以熟察机宜而治之。其利害较然睹矣，善三。粮艘过洪，每为河涨所阻。运入泇而安流无患，过洪之禁可驰，参罚之累可免，善四。
李化龙上书‘四善之策’，深受万历皇帝的赞赏，准奏后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乃议弃王市以下之三十里。河经由王市取直，达纪家集当河深处，以省凿郗山及周柳诸湖百里之险。’继亡‘乃修砌王市之石坝，平治大泛口之湍流，挑浚彭家口之浅河’，并先后于旧河口筑石坝，建彭口坝，设三洞闸，修郗山减水闸及韩庄、德胜、张庄、万年、丁庙、顿庄、侯迁、台儿庄八座斗门式船闸等水利设施，整修河道自复镇、李家口(李家港)引水，合彭、承东西泇河之水，至邳州直河口，全长260里，‘尽避黄河之险’。‘通计挑河建闸、开坝工费(帑银)二十万八千一百(两)有奇”。其间，“有巨商木筏道险利速行，愿以千金为寿，李化龙正色却之。役竣，工部方具疏论功，化龙不愿，遂挂冠归’。
‘是年，李化龙丁(母)忧去，由总河侍郎曹时聘终其事。开泇河成功，运道由此大通，粮艘经由泇者达三分之二。’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通过河的粮船达7700余只。此后，每年三月开泇河坝，由直河口进；九月开召公坝入黄河，粮船和官民商船皆以此时为准。‘时至夏秋，帆樯上下，洵世观也。’
时有江西布政使、著名诗人徐中行题诗《过泇河赠李侍郎二首》，其诗曰：
(一)
杨尘忽自阻神州，行策谁分圣主忧。
疏凿九河唐伯禹，转输三辅汉酂侯。
天连河岳仍通贡，地压鱼龙自稳流。
却笑汉皇临瓠子，负薪投璧不曾休。
(二)
漂摇独立众言余，胼胝功成总不如。
堤筑千金高郑白，舻衔百里蔽青徐。
元圭已告开天绩，玉简曾传治水书。
更道史才司马后，濡毫还自纪河渠。
李化龙守制期满起复兵部右侍郎，四川总督，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适奴尔哈赤崛兴满州，“神宗遂起杨镐为兵部尚书，赐他尚方宝剑，往任辽东经略，”李化龙‘以辽东之役征用，卒于官’，终年65岁。
总河御史舒应龙
舒应龙，字时见，全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都御史，两任总河。万历二十一年河决汶上，灌徐沛，溃漕堤几200里。舒应龙为寻求排泄之法，于微山湖东查得韩家庄，其地在性义岭南，不经葛墟岭而可引湖水由彭河注入泇河。于是奏请开支渠40余里。历五月而工成，为开泇运河之始。
良臣进士刘东星
刘东星，字子明，沁水县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万历中黄河于黄土固口决口，镇口淤。数年间，专用力于分黄导淮及接引黄流出小浮桥济运，然开挑未久即淤塞。刘东星建议完成韩庄未竟之工，挑浚开广，并凿侯家湾、梁城通泇口，使可通舟。二十八(1600年)又奏请完成前工，不论浅狭难易一律修浚。建巨梁桥一石闸，得胜、万年、万家庄各一草闸，漕船由泇行者至十分之三。卒谥庄靖。
河道总督于成龙
于成龙，字振甲，汉军镶黄旗人。论治水往往与靳辅不合，如开中河及浚下河等。康熙三十一年靳辅卒，于成龙任河道总督。当时桃源、清河段中河南岸逼近黄河，地势洼下积水，难以筑堤。于成龙自盛家道口至清河，弃中河下段，改凿60里，名为新中河。又苏北卢口发源东省诸山，汇流而成沂河，由沂郯入邳境。峄县通漕，清康熙初由萌生授知县，累官知府，直隶巡抚河道总督，曾主持运河通州至峄县、黄河荥泽砀山段各堤加固工程，政绩卓著。
月河秀色
如今，在奔流不息的枣庄段运河旁，有一段保存古运遗风、充满古运气息、散发古运芳香的河道，清清地河水倒映着岸边的明清建筑，静谧的港湾歇息着曾经繁忙无比古运码头。在那儿，哪怕是不经意地顷刻停留，也能唤醒和激发我们美丽的记忆和无尽的遐想。穿过时空隧道，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久远的年代，那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北方小城，运河的开凿为这个小城创造了空前的繁荣，漕运迅速将这里变成科技示范、商品交换、文化交流的区域，并使其成为久负盛名、不在江南、胜似江南的重要城镇。这个小城就是今天的台儿庄，这段滋润小城的运河叫月河，虽然它现在已经不具备通航的条件，但其保存的原生风貌恰好是枣庄段运河最大的财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月河是枣庄段运河乃至京杭大运河现存稀有的原始运道，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枣庄运河文化的瑰宝。现在就让我们掀开她神秘的面纱，见证一条河创造一座城市、一段运道浓缩运河文化的历史。
台儿庄历史虽然悠久，但却一直名不见经传。直至京杭运河经微山湖改道东流，台儿庄才有幸与河齐名垂典。台儿庄原来无城，元代时始建有土圩。那时的台儿庄只是一个荒凉的小村。“自泇河既导，而东南财糈跨江绝淮、鳞次仰沫者，凡四百万担有奇，于是遂为国家要害云”(《峄县志•艺文志•募建台庄城引》)。漕运畅通，台儿庄成了水陆码头，朝廷在此设立闸官署、巡检司、县丞署、守备署、参将署等，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多至数万，成为峄县40个集镇之首。但是，由于社会治安秩序混乱，导致“寇聚于垣，啸则过市，顿戟一怒，并吞无遗，既无画地作营，亦岂能背水一战?每当风鹤一警，四出崩奔，妇子童昏，流离道路，粮艘停泓而不进，商船舟工摇橹以纷靡，加之舟航所通，播扬易远，骇惑吴越，震惊京师。察其风声，不止患苦一方而已也。”于是清顺治四年(1647年)，兖东道兵备副使蒋鸣玉上奏议建台儿庄城，“上下咸协无异”，遂命“兴人徙以傅土”而筑(出处同上)。委托峄县县丞雷火全主持施工，以峄县之赋税钱粮以及当地士绅捐资辅助，翌年竣工。主城南傍运河而建，东西长2.5公里，南北宽1.25公里，护城河宽10米，深2米，首尾与运河衔接。随后，管河县丞署则由峄县城迁移到台儿庄大南门里100米处，占地1亩。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沂州镇标前营移驻台儿庄，改称“台庄营”，始设参将署、守备署、总兵行署诸衙，并设有箭道、校场等演兵练武场地。后来，随着兵燹的不断发生，土城渐破，“乱时，居民因旧基筑圩以守”(《峄县志》)。咸丰七年(1857年)，由地方圩练长尤训光发起，各地募捐，再筑城墙。西城墙东移1公里。至此，台儿庄城东西长1.5公里，南北宽1.25公里，城墙基为土台，墙高4米，上砌垛口，城墙从底沿而上，向内倾斜，砖墙内筑土胎，土胎宽近3米，可在墙上走牛马大车。时建城门6座，东曰“仰生”，西为“台城旧志”，大北门为“中正门”，小北门为“承恩湛露”，大南门为“惠迪吉”，小南门为“迎祥”。
清康、乾年间，台儿庄运河漕运因“康乾盛世”进入鼎盛时期。台儿庄不但是漕运枢纽、水旱码头，而且成了沟通苏鲁豫皖乃至江淮浙沪地区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人流、物流空前活跃。康、乾二帝各自“六下江南”巡视，每经水路，必在台儿庄停泊登岸下榻或巡游。康熙帝南巡的目的是治理河务，安抚民心，促进生产。“南巡治水，从查水情、地形到测量地热、水位，以至计算土方、木料……客观上推动了东南社会安定……直接促成盛世局面的到来”。“而乾隆则像一路飞行在花红柳绿之中的蝶儿，一切点到为止，……除了留下‘游龙戏风’的桃色小故事，并给老百姓以充分锻炼想象力的机会外，就是可悲地引来清王朝的衰落。”
不过，南巡中康熙帝的事必躬亲也好，乾隆帝的“游龙戏凤”也好，在台儿庄都留下了应有的痕迹。据《峄县志》录《翰林院编修李克敬墓碑》载：“岁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圣祖仁皇帝(康熙)南巡，进诗台庄水次，时献诗赋者六七百人，进呈二十一卷，钦拔(李克敬)第一。”另据《峄县志•宦迹》卷载，“康熙间，黄河决，花山徐邳灾，漕运中梗。”康熙南巡“驾驻河上”，一位名叫曹自新的乡宦率数州士民迎銮吁恩，并进河图，“口析水患数千言，指陈详明，词气清辩。天颜大悦，即敕河臣履勘，给币修筑。是时，缘河两岸环御舟而跪者不下十万人……?康熙亲自接待“群体上访”，此举足见其政风之一斑。而乾隆南巡，在台儿庄所留除“惊龙桥”之说外，还有“运河的蛙子干鼓肚”之戏说。
康、乾帝南巡数次驻足台儿庄，加上台儿庄因河而重的地理位置，台儿庄日趋繁盛。各地商人纷纷云集于此，置产兴业。山西商人在这里建立了山西会馆和关帝庙，以此网络乡党，强势经商，今仍有遗址保存。商号、店铺如雨后春笋，数不胜数。这些商家为了便于从水上装卸货物，便在台儿庄闸北岸修筑了10多处石阶码头，俗称“水门”。城内修铺了12条街道和2公里车大路，连接西门、东门、大南门和大北门、小北门，城内有5000户人家，24300余人，房屋20000间。河道舟辑如梭，帆樯如林，街巷丝竹不绝，夜不罢市，一派繁荣景象。“台庄濒运河，商贾辐辏，田圜匮(市区的墙与门)栉比，亦徐(州)兖(州)间一都会也。”(《峄县志》)
如今的月河两岸已经是古韵弥漫、秀色满目。依河而筑的古建筑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古老的城墙绵延冗长、刚强苍劲、蜿蜒曲折，年轻的运河在这里波光粼粼、涟漪荡漾、风情万种，古老的街道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繁华热闹。夕阳西下，华灯初上，举目远眺，月河秀色，尽收眼底。那是一幅美伦美幻的画卷：皓月当空，繁星点缀，枫桥夜泊，渔舟唱晚，霓虹闪烁，长虹卧波，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曲径通幽，漫步随行，令人神志轻松，心旷神怡，疾呼：美哉，月河秀色，壮哉，月河古韵。
独具特色的枣庄运河
枣庄段运河在其形成与发展的伟大进程中，在充分借鉴和吸纳京杭大运河诸如水工建筑、闸坝建造、水源管理、漕运体制等精髓的同时，又充分利用自身地形地貌、水利水系和地域文化，形成了与众不同、风格炯异、独具特色的运河河段。
浓郁的人工特色
枣庄段运河堪称中国人工运河的典范。远古的人类总是选择沿河流域作为他们的活动区域，这一方面是因为河流附近为冲积土壤，比较肥沃，且水中鱼虾可以食用，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水中行舟的便利。大约在氏族社会的末期，我们的祖先便已经懂得用人力开挖沟渠，治理水患。由于冶铁技术的发明，铁制工具开始使用，大规模地挖掘泥土、开山劈石成为可能，于是开始兴修大型的水利工程，开挖面宽水深的河道，这样的水利工程已不单单用于泄洪、灌溉，而且用来通航运输。枣庄段运河充分利用了自然河流落差，对其实施加宽、加深，并将取土作为运河两岸大堤夯土，这样实际等于将河道“倒等腰梯形体”开挖土方用于两岸两个等腰梯形体大堤建设。经过这一简单的“一挖两堆”，就形成了河道、河岸、河床、河堤，而且河底、河床与大堤平行，两岸护坡分别与大堤护坡平行，这就是人工运河的典型特色，枣庄段运河更是这一特色的典范。目前象枣庄段运河这样长距离保存人工运河特色的运河河段已为数不多。
奇特的运道走向
枣庄段运河的走向令人拍手叫绝。如果你没有到过枣庄段运河，或者说你到枣庄段运河之前没有查看相关资料，当你置身于枣庄段运河浪竭飞舟顺河而下时，你一定会以为自己正一路欢歌南下，殊不知你的感觉却悄悄地欺骗了你，真正的事实却是你正自西向东而行。我们都知道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与我们国家呈东西走向河流如长江、黄河、淮河等垂直相交，但枣庄段运河就偏偏呈东西走向，有人形象地说：大运河在微山湖口突然迷失了方向，划了个英文字母“L”一路向东而去。枣庄段运河处于丘陵地带河套之间，两岸是连绵起伏的群山，迂回前行之间，正好印证了山不转水转、水因势而变的哲学思想，实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异曲同工之妙。
精彩的水工建筑
枣庄段运河的水工建筑高度集中、相得益彰。历史上枣庄段运河开凿后，就在这段运道上修建了八道闸坝蓄水通航，保证漕运通畅，达到“避黄保漕”目的，明清两带沿用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枣庄段运河建设，许多通航、助航、水利基础设施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年，开挖了六级航道，兴建了韩庄、刘庄、台儿庄三个通航枢纽，每个枢纽都包括节制闸、船闸和公路桥。与此同时，沿河还兴建了许多涵闸、排灌设施。京杭运河山东段续建工程实施后，又配套修建了韩庄、万年闸、台儿庄二线船闸三座国家二级标准船闸（韩庄还包括104公路桥和节制闸、万年闸还包括206公路桥和节制闸）。随着航运事业发展和枣庄市沿运经济带开发建设的逐步深入，如今，台儿庄复线船闸定于2006年开工建设，万年闸、韩庄复线船闸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特别是作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干线，运河枣庄段已在台儿庄、万年闸、八里沟修建三座大型翻水站。今天，枣庄段运河的水工建筑如此高度集中、相得益彰确实让人啧啧称奇。
完善的运河功能
枣庄段运河功能居多且融合贯通、优势互补。“国之大计，莫过于漕”，枣庄段运河的开凿在当时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保证漕粮运输就是枣庄段运河的头等大事，也是运道的主要功能并沿袭明清两代。运河的起起落落，伴随着枣庄地区的经济社会的繁荣和萧疏，承载着运河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演绎着一幕幕悲欢离合，说到底是运河功能的演变导致所成。新中国成立后，运河两岸人民群众吹响了建设运河的号角，运河的功能变得丰富、完备起来。首先，它是枣庄沿运地区的重要水源，为沿运地区的三次产业提供了强大的发展支持，每年创造社会效益近20亿元。其次，它是“北煤南运、北材（建材）南运”的重要水上运输通道，是枣庄水运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的“名片”，每年通过枣庄段运河输出的煤炭、水泥等货物达数百万吨，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第三，其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是实现灌溉排涝、微山湖水下泄的重要保障。第四，枣庄段运河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干线，它担负我省半岛制造业基地和华北地区淡水输送的重要任务。第五，枣庄段运河还是“东调南下”工程建设的洪水走廊，肩负着保护沿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职责。第六，枣庄段运河是枣庄市旅游业精品旅游路线，它所提供的水乡风情游倍受游客青睐和推崇，肩负着“精彩运河”演绎“魅力枣庄”的光荣使命。
丰富的原始景观
枣庄段运河生态保存如此完好难得可贵。静静流淌了400多年的枣庄段运河，一路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存，它们就好象是镶嵌在枣庄段运河这条“玉带”上的珍珠、玛瑙、翡翠、祖母绿一样，闪闪发光、熠熠生辉、光彩夺目。开凿枣庄段运河最早修建的被水石堤、从事货物运输的“水门”、大清国界碑、震慑水贼的大型碑刻、俯视运河的镇水兽、傍水而建的明清建筑、传奇色彩的“惊龙桥”、古代客商洽谈业务兴建的 “山西会馆”、伊斯兰文化氛围十足的“清真寺”、中兴煤矿煤炭外运时修建的台儿庄火车站、“家家炊烟、户户垂柳、水在城中、城在水中”的江南风情城市设施等数不胜数、美不胜收。这些宝贵的运河文化财富，如果加以整合，将产生无形的力量，进一步增添枣庄的文化内涵，提高枣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真正实现“文化强市”的宏伟目标。
鲜明的军事屏障
枣庄段运河因河而重的一大特色，便是其军事之要，“枕河跨湖……东连铜(山)邳(州)，北接兰(陵)郯(城)”，“当南北孔道”，“扼漕运之咽喉要冲”，遂为兵家必争之地，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史诗——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台儿庄运河两岸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号称幅军。《峄县志》就记载了幅军与清廷统治者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较量。第一次是“咸丰八年戊午秋九月壬寅晦”(1858年农历九月最后一天)，捻军首领张乐行、刘天福率兵数万，“自丁庙闸渡河，直犯台庄”，“长驱直人”。第二次是咸丰十年(1860年)夏，幅军首领刘平占据运南汴塘镇，与太平天国相呼应，受封为“北汉王”，并受命招募兵力南下，“于是(运)河北诸渠若……者莫不携兵裹粮争先恐后，皆以接平哥为名，前后至者不下十余万”，以汴塘圩为营，“营栅数十里，兖徐大震”。但在攻打台儿庄时，被清兵“炮矢乱发”，“斩首数千级，又蹙之于河，杀毙溺死者万余人，河水为之不流”。刘平兵败藏匿于佰阳圩，被圩众“斩其首以献”。至此，风靡十余年的幅军起义在清军的疯狂镇压下失败了，但农民起义的威力和功绩大大动摇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鲁南地区的统治根基，写下了不朽的一页。78年后，这里又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民族扬威之战——台儿庄大捷，更是彪炳史册的重彩之页。1938年春，面对猖狂至极的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在台儿庄依运河之险为屏障，筑起血肉长城，用大刀片、手榴弹，与装备坦克、飞机、大炮和毒气弹的日军的两个精锐师团相拼搏，经过16个日夜的殊死搏斗，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华民族抗战之决心和必胜的信心。“台儿庄之地，经此一战，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李宗仁回忆录》)，成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举世瞩目。著名作家谢冰莹在报告文学《踏进伟大的战场台儿庄》中慨叹：血与火的洗礼，使台儿庄这一繁荣富庶的运河古镇成了一片废墟，留下的只是“满目凄凉而又悲壮的印象”，以及“将与日月争辉，与民族永存”的“伟大光荣的战史”!台儿庄大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又在运河两岸同日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神出鬼没，出奇制胜，令日寇闻风丧胆。1940年冬，我运河支队29名战士在反“扫荡”中，因伪顽势力出卖被俘后，被灭绝人性的日军绑在运河巨梁桥闸上一一刺杀(28人当场就义，仅有1人侥幸跳水脱逃，但下落不明)。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巨梁桥惨案。
枣庄段运河见证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力量，枣庄段运河也目睹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运河支队壮士英勇就义的惨烈场面。英雄的鲜血曾经将这条河流染红，英雄的鲜血曾经在这条河流沸腾，就是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才支撑起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激励着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英雄的鲜血没有白流，因为他们的鲜血已经融入了这条河流，它永远是我们心目中奔流不息的“红色”动脉。如今，英雄们战斗过、牺牲过地方已经成为了探寻英雄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枣庄段运河的“红色”旅游已经成为枣庄旅游的著名品牌。我们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将枣庄段运河的“红色经典”永远传承、永远珍藏。